1948年11月1日，淮海斗争行将生效时，中国东说念主民解放军总部发布了《惩处干戈犯科敕令》。12月25日，蒋介石这样的基督徒本该欢度圣诞，新华社发布了中央依据《惩处干戈犯科敕令》而制定的《内战干戈犯科名单》，厚爱细则国民党集团的43名战犯，将国民党方面的一系列分量级东说念主物列入其中。

在战犯名单上，最让东说念主瞩主义除了蒋宋孔陈四大众眷成员外，天然是那些申明在外的将军们。蒋介石麾下“八大金刚”“五虎上将”半数以上位列其中，黄埔将领胡宗南、桂永清、杜聿明、王叔铭榜上有名，此外还有李宗仁、阎锡山、傅作义这样称霸一方的地点军阀。

除了那些将军们外，列入战犯的还有其时国民党政府的遑急政客，CC系、政学系，各大派系皆没落下。而除了这些军头党棍外，在这43名战犯中，还有一部分东说念主显得较为特殊，他们蓝本是民国时候的文东说念主、常识分子，却巴结蒋介石，在蒋政府中担任要职，从而列为战犯。

翁文灏：科学家从政，胡适舒缓的“大总统”

在这些文东说念主战犯中，名依次十二的翁文灏是最靠前的。

当今，传说过翁文灏这个名字的东说念主已经很少了，但在上世纪30年代，翁文灏曾是一代后生的楷模。《中国大百科全书》中“翁文灏”条目前这样先容：

“翁文灏(1889一1971)中国地质学家。中国地质科学功绩奠基东说念主之一。字泳霓。1889年7月26日生于浙江郸县，1971年1月27日卒于北京。1908年赴比利时留学，1912年获鲁汉大学博士学位。曾任农商部地质研讨所造就，地质访问所长处，兼任北京大学造就，清华大学地舆系主任。他还曾屡次任中国地质学会会长、理事长。1927年翁文颧最初发现和细则了东亚地质历史上遑急的地壳怒放—燕山怒放……”

从这些资格来看，翁文灏完全等于一个学者，一个科学家。事实上，翁文灏跟李四光、丁文江、章鸿钊并称为中国地质学四大奠基者。1920年，甘肃发生8.5级特别面震，翁文灏顶着冰雪之天，坐上骡车，资料震憾，完成了中国科学家对地震现场的第一次磨砺。除此以外，在主执地质访问所责任期间，翁文灏还铸就了多数个“第一”：第一个地质学术刊物，第一部矿产志，第一部矿业纪要，第一座地震台，第一个泥土研讨机构，第一个更生代研讨室，第一个猿东说念主头盖骨，第一部近代舆图集……

1932年，胡适给《东方》杂志写他的新年遐想时，其中的一个遐想等于：“话说中华民国五十七年(西元一九六八)的‘双十节’，是这位八十岁大总统翁文灏先生接事二十年的记念大典。”

可见翁文灏在时东说念主心中的地位。

这样一个身份，又若何会成为战犯呢？1948年5月，蒋介石、李宗仁就任民国正副总统后，出掌“行宪内阁”首任行政院院长的不是别东说念主，恰是地质学家翁文灏。固然只作了6个月的“总理”，却落下个“金圆券考订”失败，为蒋介石搜刮金银好意思元的罪名。

翁文灏初遇蒋介石，是在1932年春。翁文灏在其时的国防遐想委员会副文牍长钱昌照的推选下，赴庐山为蒋介石讲学。一面之缘，蒋介石便对翁文灏的学识极为抚玩，于是，力邀翁文灏出任国防遐想委员会的文牍长。仅仅翁文灏坚辞不就，终末只同意挂了个副文牍长的虚衔。归拢年，国民政府又在莫得征得翁文灏同意的情况下，通知任命他为培植部部长。翁文灏又以为继母“丁忧”为名通电去职，北上奔丧。

1934年头，当翁文灏在地质访问途中因交通事故而三战三北之际，胡适在《孤苦驳斥》记下了这样的翰墨：“当音书最坏的一天，他的一位北平一又友写信给东说念主说:如斯天才，如斯教授，岂但是一国之瑰宝，的确东说念主世所零碎！还有一位一又友对东说念主说：翁泳霓是五十万条性命换不来的。”

翁文灏遇险的音书致使惊动了蒋介石。蒋不仅故意派东说念主往杭州组织抢救，并特派浙江省主席代其前去病院探视致意。

也恰是此次遇险，促成了翁文灏一世的一个紧要回荡。他知说念了，蒋介石曾下令不吝任何代价抢救他的性命，并派来了寰宇最佳的大夫。翁文灏视之为“救命之恩”，感想特殊。因此，1932年的培植部长的任命，他坚辞不就，而1935年行政院文牍长、1938年的经济部长，1944年的行政院副院长，直至1948年行政院长的任命，他皆再莫得相悖蒋的结实而逐一受领。

而且由于他的这种“示范效应”，上世纪的30年代中国曾刮起一阵“学者从政”之风，不少已颇有建设的科学家、造就走进政府机构，如蒋廷黻、何廉、吴景超，乃至胡适等等。

当蒋介石集团在代表东说念主民寰球的解放军眼前，被打得劳燕分飞而丢掉大陆时，翁文灏终于看清了时势。尽管翁文灏不肯随老蒋走避海岛，但战犯之名也让他不敢留在大陆，只好远走欧洲逃难。

但共产党似乎对翁文灏的战犯之名反倒不很介怀。上海解放的第三天，陈毅在与翁文灏原来的属下们言语时就对翁文灏的行止默示了极大的关爱，况兼说：“翁文灏是个书生，不懂政事，即使他在国内，咱们也不会为难他的。”

果然，在翁文灏本东说念主及各方极力之下，1951年3月他就从法国回到了北京，成为解放后最早归来大陆的前国民党政府率领东说念主，被毛泽东主席在他的《论十大相关》中称为“有爱国心的前国民党军政东说念主员”。

王世杰：为老蒋“卖国”背锅，但愿墓碑刻上武汉大学校长街

位列战犯名单中位列第21位的王世杰，12岁就读于张之洞新办的“高小”，21岁投入北洋大学（今天津大学）采矿学系。武昌举义爆发后，王世杰缔结辍学南归，投身于辛亥创新，创新失败后，远赴英法留学。因亲历创新，王世杰深感民主开国较之实业开国更为紧急与根蒂，故弃理从文，接踵赢得伦敦大学政事经济学学士学位与巴黎大学法学博士学位。

1920年博士毕业的王世杰，应蔡元培校长之邀在北京大学教《比拟宪法》和《行政法》，为师六载，深受学生喜爱。因擅长政事与法律研讨，王世了得任南京国民政府法制局局长一职，其时国民政府初期所颁布的总共条例规则，险些皆出自他之手。

1929年，王世了得任国立武汉大学首任校长，他在演讲中提倡办学念念路：“……独已经费孤苦，学校才调自主持学，不受政党集团、行政机关的滋扰……独一造就治校，才调幸免学校沦为‘官府衙门’，从而求得学术的开脱。”

王世杰体魄矮胖，圆圆的面貌，戴一副眼镜，很有学者风仪。夫东说念主萧德华(音乐家萧友梅之妹)比他要高过一个头。有次王世杰访好意思归来，夫东说念主去机场接他。王世杰正要从飞机扶梯走下，中央社记者呼吁：“‘开麦拉’快！否则王部长就太矮了！”世东说念主大笑。王世杰也不介意。

当作别称学者，王世杰却从未住手在政事上的追求。1927年，国民党政权出现“宁汉分袂”，王世杰蓝本出任汉口社交部合同委员会主任委员，但受到左派邓演达的牵制，得不到重用，便转赴南京，成为蒋介石的座上客。

王世杰深得蒋介石的重用，抗战期间曾担任军事委员会参事室主任。这个机构相配于蒋介石的最高幕僚组织，堪称“军师团”，参事的责任固然仅仅“相通下情，向当局建议”，却能平直影响蒋介石的有筹办，位置不能谓不遑急。除了“军师团”外，王世杰还曾兼任国民党宣传部长、三青团处事长，在国民党高层完全是举足轻重的东说念主物。

在当作蒋介石的中枢幕僚期间，王世杰固然是法学民众，却偏好研讨社交。1940年以后，蒋介石险些总共的对外文稿，皆是出自王世杰之手。其实早在“九一八事变”后，王世杰概念依赖国外定约惩办问题，救助蒋介石的对日不抵牾策略，此外还倡导学生在示威抗日时，对政府要有“克制精神”，就深得蒋介石鉴赏。

王世杰在处理社交事务时，却时常有好多迷惑行动。比方，他曾向蒋介石提倡，一朝欧战爆发，中国坐窝有一火国的危险，意义是“欧战爆发，日本必定会愈加堂而皇之，倾全力报复我国，三五个月内即“可致我死命”。而他提倡的惩办之说念，竟然是翻出了国定约约第十六条件。

再比如，王世杰曾一再概念要捣毁常任理事国在安欢喜的一票否决权。他以为，否决权只对强国有益，对弱国根蒂没什么用。中国不是强国，领有这项职权只然而招东说念主敌视，惹祸上身。这样的言论，实在跟如今一些公知言论一模相通。

当作“社交部长”的王世杰，作念过最大的一件事，莫过于在《中苏友好同盟合同》及《中好意思商约》上署名。前者是蒋介石为了换取苏联在日后的内战中不救助中国共产党，与苏联签订的一个不对等合同。蓝本参与谈判的是宋子文，但老蒋这个大舅子却贼得很，不肯替老蒋担“卖国”的骂名，终末便落到了王世杰头上。

后者是蒋介石政府与好意思国政府签订的一个包括互市帆海方法等内容的不对等合同，署名的如故王世杰。刘建群曾为此指着王世杰的鼻子骂：“我跟你订个合同好不好？你在我家吃午饭，我在你家吃晚饭，‘对等互惠’；但我刘建群比你块头大，胃口也大，午饭你吃我一碗，晚饭我吃你三碗，每天赚你两碗，这样的对等合同，你敢签订吗？”

逃到台湾后，蒋介石曾想要推王世杰担任行政院长，他终于识破了蒋介石的真面庞，跟老蒋干好了，功劳是他的，干得不好随时称替罪羊，永远给他背黑锅。因此坚毅休止了。

1953年11月，王世杰因“蒙混作弊，不称连累”的罪名被究职查办，从此被蒋介石坐冷板凳。1981年，王世杰病逝，享年91岁。在遗嘱中，王世杰说为他立碑时，只需刻上“前国立武汉大学校长王雪艇先生之墓。”在政事上追求了泰半辈子，到头来终于显著我方最天职的定位如故别称学者。

陶希圣：随汪精卫当汉奸中途改悔，给蒋介石当文胆乞丐变王子

战犯名单中位列第41位的陶希圣，曾经是一位闻名遐尔的学者，先后任复旦大学、暨南大学、中国公学、中央大学、北京大学造就。

早在上世纪30年代，陶希圣就已创立闻名的“食货派系”，是中国社会史边界公认的巨匠级东说念主物。当作学者，他可谓“固守贫穷”，时东说念主回忆，他竟日穿一件古铜色线织长袍，布料早已磨灭，因为烟瘾大，双袖满是烧痕。他曾患重病，家中竟一文不名，只得发函回旧地索取医药费，信中言：“与其等我身后，寄钱来买棺材，不如先寄点钱来，救我的命。”

但后生陶希圣关于试验政事的浓厚风趣，却永恒随影如形。他先是陪伴汪精卫，参与了对日的神秘息兵，尔后又成为蒋介石的“御笔”，因而成为一些史学家眼中“徜徉不决的投契文东说念主”。

1938年12月19日，在抗日干戈最危险的时刻，陶希圣与时任国民党副总裁的汪精卫乘飞机经昆明逃往河内，从而走上叛国之路，腐烂为汉奸。一到河内，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梅念念平、陶希圣、高宗武、曾仲鸣、林柏生等8个所谓首义分子就构成“最高委员会”，并树立政事、军事和财务三个委员会。陶希圣任政事委员会委员。12月22日晚，其时的日本首左近卫文发表了第三次对华策略声明，即所谓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扶携三项原则。

收到近卫声光辉确当晚，汪精卫即与陈公博、周佛海和陶希圣关在密室里，盘考如何反应近卫声明。终末决定，由汪精卫以个东说念主的形状，在香港报纸上发表声明，叙述对日态度。27日，陈公博、周佛海和陶希圣三东说念主佩带汪精卫的声明由河内神秘飞抵香港。

一到香港，陈公博就找到了香港《南华日报》社长兼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驻港特派员林柏生，将汪精卫的声明交给了他，要他在报纸上发表。29日，《南华日报》在头版头条的位置，以《汪副总裁致蒋总裁暨中央执监委诸同道公开信》（笔名“艳电”）为题，发表了汪精卫公开卖国的声明。发表后，受到寰宇东说念主民的一致声讨与胁制。

1939年1月陶希圣由河内飞往香港，与周佛海、梅念念平同住九龙，负责蚁集日方和招兵买马等事宜。3月20日，奴婢汪精卫的曾仲鸣在河内被重庆方面的特工东说念主员所杀。3月22日，《南华日报》发表陶希圣草拟的社论《为河内暴乱事件责怪重庆之在朝者》，为汪精卫的卖国行径含糊。

12月26日，汪日谈判厚爱罢了，达成《日中新相关篡改要纲》，汪日密约不仅明确了日本对伪政权社交、培植、宣传、文化以及军事等各方面的为止，还要求承认日本在内蒙、华北、长江卑劣、厦门、海南岛偏激隔壁岛屿的政事、经济以及地下资源设备和期骗的权力；承认在以上地区的驻兵权，以及相应的铁路、航空、通信、港湾和水路在军事上的要求，等等。

陶希圣濒临日方如斯残酷的条件，再加上在汪伪政府莫得取得实业部长的要职，遂生悔意。而此时高宗武也由于未受到重用和被日本东说念主怀疑而生忿恨。12月30日，陶希圣和高宗武相通以生病为借口，莫得参加日汪伪约署名典礼。

1940年1月3日，在重庆方面军统东说念主员的匡助下，陶希圣与高宗武一起佩带“密约”副本和缩微菲林乘好意思国客轮“胡佛总统号”逃离上海，5日抵达香港。

1942年2月陶希圣来到重庆，不久经陈布雷的引荐，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陪同室第五组少将组长，一跃而成为蒋介石的老友文胆，并从此断念塌地随从蒋介石。

同庚10月中旬至12月底，蒋介石躬行遴选陶希圣为其捉刀撰写《中国之红运》一书，鼎力制反水共、反民主的公论。该书深得蒋介石的意思意思。由此可见，陶希圣的政事念念想在某些方面和蒋介石如故比拟接近的，要否则，短短两个多月就写不出如斯稳当蒋介石口味的这样一册书来。这亦然蒋介石为何不根究反而重用陶希圣的主要原因。

在随蒋介石逃到台湾的国民党要员中，陶希圣是为数未几仍能得到重用的一位。1988年6月27日，陶希圣在台北骤一火，长年90岁。

除了上述三位外，位列战犯名单终末一位的张君劢亦然一位闻名遐尔的文东说念主。他有“中华民国宪法之父”的名头，同期又是当代新儒家的代表之一。他从政立功的空想十分浓烈，然而，在试验政事的涡流之中，他充其量是个“政事培植家”和“政事驳斥家”辛苦。

他曾是第三党民社党的主席，却在蒋介石发动内战之心昭然若揭时，率领民社党参加了其时的国民政府。这一举措澈底放胆了他和中国共产党及民盟的友谊，连他的石友张东荪皆和他划地断交。但此后不久，蒋介石又悍然发动了内战，张君劢本东说念主也对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澈底无望。

1949年3月25日，张君劢移居澳门，期间李宗仁曾邀请他出任行政院长，被他辞让不就。同庚11月5日，应印度培植部的邀请，他赴印度讲学。周恩来曾经派张经武赴印度约见他，邀请他归国。1952年他转赴好意思国，从此再也莫得回到故国的地盘。

参考贵寓

《国民党四十三位战犯的终末结局》，何明，中共党史出书社

《“好东说念主”翁文灏》，中国周刊

《翁文灏：书生从政》，李学通，百年潮

《王世杰的书生骨子》，张昌华，文史博览

《迷路知返陶希圣》，辛衡，百科常识